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成果

虽然陕西考古的第一次发掘，是1934年2月21至3月19日间在陕西西安民政厅开展的考古发掘，但无论从发掘规模、发掘时间、发掘组织，还是从发掘成果看，1949年之前的陕西考古发掘，都应以斗鸡台考古为最。而即使是就1949年前整个中国考古发掘而言，斗鸡台考古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学界对此早有公评，自不需后学者置喙。

不过，由于学界关注斗鸡台发掘的重点，长期当然的高度集中于苏秉琦先生倾心整理出版的考古报告《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而受资料限制，有关这次发掘本身的关注却一直不高，因此在一些有关斗鸡台发掘的评述中，就很容易理解的出现了一些认识分歧或误解。如《陕西省志·文物志》“第二十七章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指出：

1934年2月，国立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联合组建陕西考古会，张鹏一任委员长，徐炳昶为发掘主任，于1934年春至1935年夏、1937年上半年，由苏秉琦主持，先后三次对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发掘[1]。

认为斗鸡台发掘由苏秉琦先生主持。《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3日的回忆文章中则指出：

从1934年至1937年，斗鸡台经历了3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过程中，徐旭生领导下的考古队员创新性地采用分区“探方式”发掘、以英文字母和数字编号法撰写发掘日志、规范记录等手段，并确立了以探沟西南角为度量标点测量遗址三维坐标的做法，奠定了现代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的行业规范。[2]

在确定斗鸡台发掘“领导”为徐旭生先生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该次发掘的“创新性”。从相关史料看，上述论述中的一些意见可能需略作修改。

1933年春，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徐炳旭（旭生）、常惠先生在陕西开展了以探寻“周民族与秦民族初期的文化”为目的的考古调查，当年8月完成调查报告，10月印行《陕西调查古迹报告》，成为陕西考古的第一篇考古调查报告。而就在当年的秋季，还开展了在陕西的第二次考古调查，很快纠正了之前在第一次调查与报告中就秦阿房宫位置的相关认识。

以年度考古工作为契机，徐旭生先生代表北平研究院，“仿照中央研究院与河南、山东两省政府合组河南、山东古迹研究会办法”，与陕西省政府筹划组建陕西考古会。11月“经本院与陕西省双方决议考古会办法八条，由本院与陕省府各聘委员五人组织斯会”。1934年2月1日在西安成立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陕西考古会，推选陕西名宿张鹏一为委员长，北平研究院徐炳昶（徐旭生）为工作主任，“其工作暂分为调查、发掘、研究三步。其科学指导之责，由北平研究院任之；其保护之责，由陕省府任之。工作费用则暂由北平研究院担任”，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陕西考古。当时的工作，考古工作由北平研究院负责，具体负责即徐炳昶先生。在2月1日下午召开的陕西考古会成立会上确定“本年度上半年工作计划”，是“俟春日解冻后即开始”“先就过去考察情形发掘宝鸡斗鸡台一带”开展发掘。

依赖于一直尚存但未经系统整理的，当时逐日填写上报工作经过的表格化《陕西考古会斗鸡台发掘情形日报表》，我们对斗鸡台发掘可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斗鸡台发掘从1934年4月26日开始，当时共布设沟东甲坑、沟东乙坑、堡内甲坑、堡内乙坑四个“探方”——表格中称“坑别”，分别由白万玉、何国祥、何乐夫、周隆季四人具体负责——表格中称“督工者”。5月13日堡内乙坑结束发掘，之后周隆季参加到之前由何乐夫负责的堡内甲坑发掘。5月31日，在原沟东甲坑未结束发掘时新开沟东丙坑，由白万玉负责，当日沟东乙坑结束后新开沟通丁坑，由何国祥负责，白万玉一人负责两“坑”。6月5日，白万玉“在家剔墓壁砂画之土”，其所负责的沟东甲坑、丙坑由徐旭生先生“自往监坑”[3]，6月6日白万玉回来负责沟东甲坑发掘后，沟东丙坑继续由徐旭生先生负责。6月7日在白万玉暂停沟东甲坑发掘，接替临时代他负责探方发掘的徐旭生先生，重新开展沟东丙坑清理。6月10日沟东甲坑又重开发掘，继续由白万玉负责。6月18日，沟东丙坑发掘停工。6月20日开始，白万玉在负责沟东甲坑同时，接替何国祥负责沟东丁坑。6月26日，第一季发掘全面停工（可能与连续数日的下雨有一定关系）。

斗鸡台发掘的第二季发掘，从1934年11月23日开始，除继续由何乐夫、周隆季负责之前未完成的堡内甲坑发掘外，新开沟东戊坑、沟东巳坑。戊坑由白万玉、顾端甫负责，巳坑由苏秉琦、龚元忠负责——这是苏秉琦先生开始考古发掘的第一个探方。12月18日在结束巳坑发掘后，12月19日新开沟东辛坑，继续由苏秉琦、龚元忠负责发掘，直至1月22日因春节临近整个发掘区停工。在此期间，1月8日曾于辛坑内出土碎为3块的“冢祠堂当”瓦当1枚。从现有资料看，这应该是陕西境内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枚文字瓦当。也就是说，从现有资料看，陕西第一枚文字瓦当的考古发掘人，是苏秉琦先生。

斗鸡台发掘的第三季，从春节之后的1935年3月7日开始。苏秉琦、龚元忠3月7日当天完成之前发掘的沟东辛坑后，3月8日开始负责新布设的沟东丑坑，到3月11日结束。3月13日开始负责新布设的沟东寅坑，至4月18日结束发掘。停了一天后，从4月20日开始，苏秉琦先生开始单独负责“寅坑南扩充坑”的清理，到5月5日结束发掘——这是苏秉琦先生单独负责的第一个探方。整个清理工作在5月9日后暂停，6月1日恢复发掘，到6月4日结束。

斗鸡台发掘的第四季，从1937年4月25日开始，新布设三个探方，与之前发掘探方探方的命名以地点如“沟东”“堡内”加甲、乙、丙、丁等天干编号的编号方法不同，从这次发掘开始，采用如“TC1”“TC2”“TC3”的英文字母加阿拉伯字母的“坑别”排序，并在4月26日给TC2中“昨日发现之墓葬定名为M301”，墓葬用“M”为墓葬编号首写，其做法也为过去未见。4月27日，新布设“T.C.B.1.”“T.C.B.2”探方，这两个编号中都在英文字母及数字间加点“.”，并将已有的“TC3”改为“T.C.3”），4月28日给“TC1”“TC2”编号也统一加点。此次发掘到6月10日后基本结束（日报表填到6月26日，但6月10日后仅见6月22和6月26日2张仅填日期的空表，且22日表装订在26日之后）。苏秉琦先生未参加这一阶段具体探方的考古发掘。

因此，如以较长时间的停工为界，那斗鸡台考古发掘的过程就如上述分为前后4次：第一次从1934年4月26日至6月26日；第二次从1934年11月23日至1935年1月22日；第三次从1935年3月7日开始至6月4日；第四次从1937年4月25日至6月10日左右。目前常说的斗鸡台发掘三次的记述，应始于苏秉琦先生《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将第二、三次发掘合并为一次。但从日程表看，不仅在这前后两个发掘阶段间有长达43天的发掘停工，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未能于春节回家的苏秉琦、白万玉先生还进行了一次过去一直不为大家所知的考古调查——“承主任徐先生命，以春节停工之暇，调查相传魏司马宣王将诸葛亮相拒所筑之三交城遗址之现状。因得便道以调查渭河沿岸之佛岩崖、姜成堡、石嘴头及石鼓山，诸地焉”[4]。因此既然有“春节停工”，那发掘也就可进一步分为4次，或者说三次四段。但如按今天的发掘管理，将1934年11月-1935年6月的发掘分为两次，我想可能更为合适一些。

在斗鸡台发掘中，苏秉琦先生从1934年11月23日到1935年5月5日参加发掘86天，参与或负责了4个探方发掘：沟东乙坑（11月23-12月10日）、辛坑（12月11日-1935年3月7日，期间1月23日-3月6日停工）、丑坑（3月8日-3月11日）、寅坑（3月13日-4月18日）、寅坑南扩坑（4月20日-5月5日）。这与苏秉琦先生在之后不久完成的《斗鸡台考古见闻录》中指出，“我自二十三年十一月随同至陕西参加工作，到二十四年六月返回北平，大约在陕西有八个月的工夫”[5]一致。因此，苏秉琦先生不仅未参加第一季发掘，也没有参加1937年的第四季发掘。而在苏先生参加的斗鸡台第二次发掘时，先生也刚刚从学校毕业，而所在的探方也是两人负责，直到第三次发掘后期，应是徐旭生先生在看到苏秉琦先生已有一定发掘经验积累后，才安排苏先生单独负责一个探方发掘。

如苏秉琦先生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中指出，斗鸡台发掘“是项工作，始终其事，占在主持与领导地位之本院副院长李润章（书华）先生，与史学研究所所长徐炳昶（旭生）师”，因此如“抛开”作为行政上级的副院长李书华外，斗鸡台考古发掘的负责人就肯定应一直都是徐旭生先生。也就是说，苏秉琦先生没有“主持”过斗鸡台的考古发掘。据苏恺之先生回忆，苏秉琦先生对徐旭生先生一生执弟子礼甚恭，当然不会去“争”这个并不存在的发掘“主持”。

从有关资料看，在考古学传入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作为发掘记录的探方编号等精力了一个发展过程。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在其前几次发掘中，每年对会对编号系统进行较大调整。

据石璋如先生整理，1928年开始的殷墟第一次发掘，以“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为名，其内为探方，探方的编号以汉字编号，顺序为“一”、“二”、“三”……“四十”，其中第一区内布设14个探方，第二区内布设12个探方，第三区内布设14个探方。三区内的探方编号虽有交错，但不重号，表明虽有分区，但编号是统一的顺序流水号。在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附图中，探方编号采用阿拉伯数字1、2、3……40[6]，与文字叙述中的汉字序号应是一事。

1929年殷墟第二次发掘时，“坑与命名有两个标准，其一，坑的面积以长3公尺宽1公尺为一坑的，则叫它A、B、C、D……，其二这个面积的坑，依照它的情形而给以名称，如南北向叫它纵坑，东西向的叫它横坑，非正向的叫它斜坑，沟通两坑之间的叫它连坑，就本坑另开出之小坑叫支坑”，因此出现诸如“S1（斜一）”、“NH（北横沟）”、“C2（连二）”、“WSN（西斜北段）”、“WSNBWS（西斜北西支南段）”等等“复杂”的编号[7]。

1930年在殷墟第三次发掘中编号再有调整，第一区、第二区开纵沟、横沟，在第三区中开横坑二条、斜坑一条。“以长3公尺、宽1公尺或1.5公尺为一小单位，每单位叫它甲、乙、丙……、癸等，而总称之为综沟或横沟，每沟因长短之不同，故单位各异。有长仅一单位的如纵十，长3公尺，有长两个单位的，如村北之横一、横四等。各长6公尺。后来因工作上之需要略有改变，即以长10公尺宽1公尺为一个单位，有长14个单位的，长140公尺，但天干只有10个字，我们对于超过10个单位的坑，则与甲之东端叫做沟东甲、乙、丙……等，于癸之西端，则叫沟西甲、乙、丙……等”[8]。

1931年殷墟第四次发掘，“废除了以往的纵、横、斜等坑制，而改为A、B、C、D……等区制，废除了甲、乙、丙、丁……等单位制，而改为1、2、3、4、5……等坑制。每区皆自第一坑起，A1、A2、B1、B2……等”，“记坑即田野的记录，有两办法：第一是记坑名，即上面所说的A1、A2、B1、B2等。第二是记位置，如E90，N440或N570，E80等”，而为了记录方便，设立“总标点”——以三合土做成一个方柱后在上立铁钉作为“标点”，记录出土遗物位置“以x代表南北，以y代表东西，以z代表深度，亦以坑之西南为标准”[9]。该编号和测量的方法为后来发掘所基本延续，“在发掘方法上算是一次大革命”。

从前述斗鸡台发掘的编号看，虽然1934-1935年的发掘编号与殷墟发掘1930年出现的“沟东”“沟西”较为相似，但实存大异。斗鸡台发掘的“沟东”源于一条真实存在的自然大沟——戴家沟——发掘区位于在戴家沟的东侧。而如前述，安阳殷墟发掘时是基于天干编号不足而对同一长条“沟”状发掘区内进行的编号。因此1937年斗鸡台发掘采用的英文字母加阿拉伯数字的编号，虽与1931年开始的殷墟发掘较为相似，但因尚未见到斗鸡台发掘新编号来源的更多信息，其与安阳殷墟发掘间关系尚需斟酌。

从陕西考古会在斗鸡台发掘前西安民政厅发掘编号看，报告的正文采用汉字“一、二、三……”顺序编号，发掘平面图采用阿拉伯数字“1、2、3……”，与前述1928年安阳发掘时使用编号的情况一致。

西安民政厅发掘中对出土遗物位置的记录，采用X、Y、Z三维记录，而据徐旭生先生日记，1934年4月26日开始发掘的当日出土器物位置记录，即是X、Y、Z的三维记录[10]，但是否基于探方西南角测量并不明确。由于从时间看，无论西安民政厅还是宝鸡斗鸡台发掘都晚于安阳殷墟，因此很易让人认为陕西考古会记录方式，与安阳殷墟1931年“大革命”后的方式有紧密关系。

据徐旭生先生日记，在斗鸡台开始发掘前，不仅徐旭生先生曾于3月31日到安阳后岗等工地考察，而且就在4月25日在斗鸡台布设发掘探方（“坑”）的当日，还接到董作宾先生来信“言彼在侯家庄开工，确证为殷墟”[11]，因此是时在北平研究院与中央研究院两个国家级考古机构间有较紧密联系，应无疑义。因此，若从民政厅、斗鸡台发掘对遗物出土位置记录均采用三维方式看，明显与当时安阳殷墟发掘一致，似源自安阳。但无论是从民政厅还是从斗鸡台发掘坑号的编排与命名看，又与当时安阳殷墟的方法存巨大差异，故二者关系如何就实在让人“扑朔迷离”、颇生疑窦。许丹阳指出，从“分区发掘并统一管理，以探沟西南角为度量标点测量遗物的三维坐标、每天写发掘日记等方面，也都表明斗鸡台发掘和殷墟发掘之间在工作方法上的密切联系，但很难说都是前者对后者的借鉴”[12]，从目前所见资料看，该认识自可成立。现在，由于我们所见文献有限，二者间关系要不断追询。

需指出的是，《陕西考古会史》曾谓，“1935年5月拟定的‘陕西考古会斗鸡台发掘情形日报表’显示，此时陕西考古会已比照中研院殷墟发掘模式，将原来按照天干、地支顺序排列发掘坑位的模式，一概改作按英文字母排列”[13]，将编号调整系于1935年。并谓“不管是栏目内容，还是测量单位，较前均更趋规整完备”，许丹阳也基本也延续此说[14]。经查，其所言的日程表不仅从1934年4月26日发掘之初既已采用，其后也一直未做调整，而且从装为4本的全套《陕西考古会斗鸡台发掘日程表》看，造成前述认识的原因，是整理档案装订时，将发掘时每天填写的未写具体年份的单页日程表进行混装而出现错误，并非1935年修改了编号方式。限于篇幅，有关日程表的有关问题，只能另文叙述。

当然，由于安阳殷墟发掘的时间要早于民政厅和斗鸡台发掘数年，从时间看，无论是“分区‘探方式’发掘、以英文字母和数字编号法”，还是“以探沟西南角为度量标点测量遗址三维坐标”，这些后来长期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考古工作方法的推广和普遍采用，还是应以1931年安阳殷墟为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参考文献

[1]《陕西省志·文物志》（下），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21-1622页。

[2]孙周勇：《斗鸡台、半坡、兵马俑、石峁……陕西百年考古，你知道多少？》，《人民日报·文艺》2021年12月13日。

[3]徐旭生著，罗宏才注释：《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2017年版，第102页。

[4]苏秉琦先生、白万玉先生1935年致徐旭生先生调查报告，见刘瑞编著《苏秉琦往来书信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

[5]苏秉琦：《斗鸡台考古见闻录》，《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刊》第7卷第2期。

[6]石璋如遗稿，李匡悌、冯忠美辑补：《安阳发掘简史》，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9年版，第26-29页。

[7]石璋如遗稿，李匡悌、冯忠美辑补：《安阳发掘简史》，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9年版，第31-32页。

[8]石璋如遗稿，李匡悌、冯忠美辑补：《安阳发掘简史》，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9年版，第37-38页。

[9]石璋如遗稿，李匡悌、冯忠美辑补：《安阳发掘简史》，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9年版，第45-46页。

[10]徐旭生著，罗宏才注释：《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2017年版，第80页。

[11]徐旭生著，罗宏才注释：《徐旭生陕西考古日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2017年版，第80页。

[12]许丹阳：《斗鸡台遗址发掘的回顾》，《青年考古学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13]罗宏才：《陕西考古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社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39页。

[14]许丹阳：《斗鸡台遗址发掘的回顾》，《青年考古学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

走进陕西考古博物馆：探寻陕西考古事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新建成的陕西考古博物馆门前，有一座特殊的桥梁，被称为“考古桥”。在桥面上，每走几步，便会看到几行文字，记录着陕西考古界的重大事件。公元前58年，美阳得鼎，张敞释文。陕西考古的历史从这里开始——

陕西考古博物馆是全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不仅展示了考古学的相关知识，还追溯了陕西考古事业的历史。

在《汉书·郊祀志》中记载：西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在美阳（宝鸡市扶风县）出土了一件铜鼎。此鼎被献入宫中，无人能够辨识鼎内的铭文。最后，太中大夫张敞将这些铭文释读出来，可见他有扎实的青铜器鉴定和金文识读能力，成为古代正史中记录不多的金石学人才。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他的学生曾巩在《金石录》中最早提出“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名称。

古代，陕西省内的吕大临是金石学的集大成者，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鼻祖”。元祐七年（1092），吕大临编著《考古图》成书，系统地著录了当时宫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铜器和玉器，对每件器物都精细地摹绘图形和款识，记录尺寸、容量、重量等信息，并尽可能注明出土地和收藏处。

2006年3月至2009年12月，考古工作者对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进行发掘，总共清理墓葬29座，出土遗物700余件。基本可以确定，吕大临的墓也在其中。

二十世纪初期，欧美、东亚和我国学者在陕西省境内开展一系列早期考古游历和探险活动。1898年，意大利人吉利欧里在延安采集长方形有孔石刀，日本人关野贞、冢本靖、桑原骘藏、宇野哲人、足立喜六和法国人沙畹、色伽兰、德日进、桑志华等人曾经在陕西省开展考古调查，留下大量珍贵的文字和图像资料。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进行地质调查期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文化层、彩陶片和石器等历史遗存，拉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随后，国内学术团体纷纷成立，陆续来到陕西省开展考古工作，为这里的考古学发展积累经验。民国期间，西京筹备委员会、国立北平研究院、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陕西考古学会、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育部艺术文化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等机构和团体先后在陕西开展文物调查工作。

1940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建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艺术文物考察团，运用摄影、临摹、拓印、复制、测绘、记录、模铸等较为完备的方式收集陕西省在内的西北地区文物古迹资料。

从1934年至1937年，在陕西考古会徐旭生等人的带领之下，对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三次考古发掘，清理周、秦、西汉等时期的墓葬45座、车马坑1座和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等，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也是陕西现代考古的开端，培养一批优秀的考古学者。

在斗鸡台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采用分区“探方式”发掘法、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编号法撰写发掘日志、规范记录等手段，并且确立以探沟西南角为度量标点测量遗址三维坐标的做法。后来，参加第二、三次考古发掘的苏秉琦，整理出版《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

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附录《瓦鬲的研究》一文，苏秉琦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出土的陶鬲中，总结出来了一套器物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标志着现代考古的类型学方法在中国正式起步。因此，苏秉琦被称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战争中断多年的考古学逐渐恢复，国家非常重视治水修路、建厂立校、农田水利等基础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国家文物保护法令陆续颁布，各级考古科研机构和高校考古专业相继设立，持续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成为常态，追溯远古氏族部落社会的基本形态，史学视野下的科研性考古全面启动。

1954年至1957年，在石兴邦负责下，对西安市半坡遗址进行五次考古发掘，通过大面积揭露和仔细研究分析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发现环壕、房屋、窖穴、陶窑、墓葬等丰富的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上万件。同时，确认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构成渭水流域和陕晋豫地区仰韶文化从早到晚的基本序列：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半坡晚期类型。

1974年3月，临潼县村民在打井的时候，在秦始皇陵东侧偶然发现兵马俑坑。随后，考古工作者对这里的三座兵马俑坑进行发掘，出土大量秦代的陶俑、陶马、战车和兵器等，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陕西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迎来崭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事业快速发展，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耀州窑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博物馆成为展现陕西历史文化的窗口。

1982年，陕西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并举办首届年会，参加大会的有省内从事考古研究、教学和文物工作的会员102名。同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与文物》、半坡博物馆主办的《史前研究》、陕西省文物局主办的《文博》等学术期刊先后创办，成为陕西省内外文博考古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进入21世纪，中国考古事业肩负起“文化强国”的使命，以“大遗址考古引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为契机，陕西考古事业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目前，陕西省推进15处大遗址考古，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推动考古学科向着理论多元化、方法多样化、技术现代化发展，先后有40余个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荣誉。

近年，陕西考古事业向国际化发展，秉承“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合作原则，在文物保护科技和考古合作发掘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成为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和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目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

从公元前58年，美阳得鼎，张敞释文；到1934年，陕西现代考古事业在宝鸡斗鸡台遗址起步；再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在秦岭山脚下对外开放。陕西考古事业积淀2000多年的文化底蕴，传承将近100年的科研精神，开启未来考古学的新篇章。

宝鸡斗鸡台“斗过鸡吗？”编者按：为什么会有马营这么奇怪的地名，马营为何还分为上马营和下马营；斗鸡这个地方以前真的是斗鸡场吗；宝鸡既然古称陈仓，那陈仓城到底在哪里？生活在宝鸡这座城市，总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浮现在脑海里。几千年来，无论是炎帝使民知稼穑之事还是周王使民晓礼乐之规；无论是暗度陈仓刘邦建大汉天下还是两出斜谷孔明留终生之憾，都沉淀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并影响着一代代宝鸡人。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共同寻找宝鸡发展史上一个个沉甸甸的故事。山东诸城都吉台村斗鸡台遗址，相传为春秋时鲁大夫季平子与鲁大夫后昭伯斗鸡之处；山东邹城峄山周代遗址斗鸡台，据说为当年邾国王公贵族斗鸡取乐之地；河北省南和县有古迹斗鸡台，民间传说为唐代名相宋璟小儿子斗鸡场所……在全国，以“斗鸡”和“斗鸡台”命名的村落和坪台遗址数不胜数，距宝鸡市城区东五公里处也有一座斗鸡台，这里是否为宝鸡古代斗鸡活动的场址，是否也曾出现过韩愈所描述的“裂血失鸣声，啄殷甚饥馁”的斗鸡盛景，斗鸡台之名又缘何而来？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近斗鸡台，了解发生在这里的种种传说。斗鸡台必然斗过鸡市政协学习与文史资料委员会翟军认为，古代对地方的命名十分严格，正如叫李姓人家聚集的村庄唤作“李家村”一样，“斗鸡台”因斗鸡活动而得名合情合理。翟军翻阅古籍时谈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斗鸡活动就是王孙贵族喜爱的娱乐形式，《史记》、《汉书》中有多处记载“斗鸡走狗”之事。唐代斗鸡趣事更为后人所咋舌，《东城老父传》中记载，唐玄宗尤喜斗鸡，专门设立了鸡坊，坊内养着从各地挑选出的一千余只公鸡，又从军中挑选出五百名小儿负责喂养和训练斗鸡。开元十三年（ 726年），唐玄宗到东岳泰山封禅时，破例让只有十三岁的斗鸡小儿贾昌带着三百只斗鸡随驾。当时，每到节庆之日必有斗鸡，贾昌因指挥斗鸡表演而闻名全国，坊间有诗传：“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由此可见，当时斗鸡活动的风靡和盛行，斗鸡活动不仅是王公大臣的一大乐事，也逐渐扩散到百姓的娱乐项目中去，各地过节、集会时，斗鸡已经成为一项常置活动，这在不少典籍中都有记载。宝鸡周秦文化研究会理事杨曙明解释，就像现代人玩手机一样，古人玩斗鸡是稀松平常的事。全国各地如此多的斗鸡台和相关传说正说明了这一点，斗鸡活动的盛行遗留下了许多斗鸡台，宝鸡的斗鸡台地理位置靠近宝鸡第一祠——陈宝祠。在过去，陈宝祠不乏官方和民间祭祀，也许斗鸡台就是祭祀、集会时，宝鸡官方或者民间的集中斗鸡场所，通过地名的形式口口相传下来。翟军按《凤翔县志》记载推测，至德二年（ 757年），唐玄宗之子李亨自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南）至雍，曾把凤翔当做临时都城。唐代斗鸡活动如此之盛，而父亲又颇爱斗鸡，李亨及唐大臣在周围进行斗鸡活动也是情理之中。宝鸡斗鸡台是否为民间或官方的斗鸡台虽并无史料记载，但是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宝鸡设有开展斗鸡活动的斗鸡台是很有可能的。市地方志研究学者吴正茂谈到，有一种观点认为斗鸡台就是史籍中所指的“祀鸡台”，被后人叫转音而唤作“斗鸡台”，但在宝鸡方言中，“祀”与“斗”的发音区分明显，叫转音的现象不太可能，斗鸡台的命名与斗鸡活动有关较为可信。斗鸡台其实没斗过鸡在古代，斗鸡台是否为官方或民间的斗鸡场所呢？金台区文化馆李春林认为，斗鸡台原本是用于祭祀的一个高台，并非用于斗鸡活动。《宝鸡社会科学》编辑部王洪波也认为斗鸡台并非源于斗鸡活动。他解释，斗鸡台与陈宝祠有密切关系。《汉书·郊祀志》记载，自秦文公修建陈宝祠至西汉六七百年间，这里的祭祀活动一直十分繁盛。陈宝祠在秦西汉时期被列为国祭，上至皇帝、下至百姓均参与陈宝祠的祭祀活动。《史记·秦本纪·索隐》臣瓒云：“陈仓县有宝夫人祠，岁与叶君神会，祭于此者也。”《史记·封禅书·集解》臣瓒云：“陈仓县有宝夫人祠，或一岁二岁与叶君合。叶君神来时，天为之殷殷雷鸣，雉为之雊也。在长安正西五百里。”“野鸡夜雊”传说讲的是陈宝夫人与叶君的爱情故事，爱人约会时，锦鸡长鸣。从这段传说推测，斗鸡台可能原本唤为雊鸡台，被后人逐渐叫转音了。代家湾村村民、《代家湾村志》编撰者杨钊认为，斗鸡台因祭祀而得名较为可信。因为在清乾隆四年重建陈宝祠于陈仓城铁路隧道南崖壁下，殿前挂有“祀鸡台”匾一面，正殿前有一尊“祀鸡台”等铭文字样的铁香炉，这些物件都是当地老人亲眼所见。在修编村志时，杨钊翻阅宝鸡县志，发现宝鸡县志将“陈宝祠”所在一片地区总称为“祀鸡台”，“祀鸡台”系秦文公为祭祀鸡峰山的石鸡和陈宝夫人祠所建，他认为“斗鸡台”即为“祀鸡台”。明朝诗人伍福曾在《祀鸡台》一诗中写到：“秦师畋得石如鸡，千载相传作县题。霸业因消山萃律 ,祀台神去草萋迷。”杨钊说，由诗文可见，“斗鸡台”这个名称最早也只可能在清代才出现。上世纪30年代修建铁路时，铁路当局为了保护“祀鸡台”文物，避免开凿台基，在台下修建隧道。此隧道称为“斗鸡台隧道”，宝鸡东站称为“斗鸡台车站”。 1937年，杨虎城在斗鸡台车站举行通车典礼，并亲自为斗鸡台隧道题名，斗鸡台才渐渐成名。斗鸡台得名于“神鸡搏斗”专家们关于斗鸡台的说法各持一端，由于没有确切的资料记载，斗鸡台的得名和用途至今不能确定。拨开关于斗鸡活动的猜想和繁重的文史资料，我们走近斗鸡台所在地代家湾村，村民们的解释传奇而幽默。村民说，唐至德二年（ 757年），渭河岸边的百姓发现每晚三更以后，有两只闪着亮光的火球由西向东滚动，在东面落下，五更以前，火球又从东面升起，顺原路向西返回，消失在夜空中，天天如此。原来这火球是两只神鸡，因为彼此不服，耐不住天宫寂寞，每晚展开翅膀下凡偷玩，落脚在陈仓城“祀鸡台”的坪台上，相互争斗，五更前返回。一天晚上，两只神鸡飞腾跳跃、相互攻击，直到五更，迟迟难分胜负，神鸡恋战错过了回天宫的机会，只好飞落在陈仓山上，化为两只石鸡。当时的陈仓县令听到老百姓禀报后，立即带人上山查看，认为是“吉祥征兆”，报请皇上将陈仓县改为“宝鸡县”，改“祀鸡台”为“斗鸡台”，改“陈仓山”为“鸡峰山”。当地村民说，石鸡每年啼鸣两次，百姓纷纷前往观看，逐渐形成了今天鸡峰山的两次庙会。杨钊说，载入村志的“神鸡搏斗”传说有很强的神话色彩，或许是为附会宝鸡的石鸡之说而编撰出的。寻找没落的斗鸡台原址在杨钊、姜玉科两位代家湾村人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位于代家湾村六组的斗鸡台原址，斗鸡台东西长约四百米，高约十五米，陇海铁路从半台上穿越而过。斗鸡台上方是汉陈仓故城遗址，附近是落寞的陈宝祠。姜玉科回忆，斗鸡台附近确实出现过几次斗鸡活动，在上世纪 50年代，河南人迁徙至宝鸡，在塬上居住时，带来了斗鸡在斗鸡台附近斗鸡。此外，斗鸡台再无任何斗鸡活动的流传，纵使居于斗鸡台下的爷爷辈，也未曾讲起。姜玉科说，古时候，斗鸡台究竟有无斗鸡活动，斗鸡台之名由何而来，如今并无确切的证据可考，在推测和玩味地名之余，我们还应该进行旧址保护。在代家湾村民亲眼所见下，斗鸡台因修建房屋部分被铲平，陈宝祠屡次搬迁和毁坏，原物仅剩下一尊千年石狮，汉陈仓故城遗址也已残损。这一台、一庙、一遗址若被更好地保护起来，当后人问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能通过这些文物遗存讲述宝鸡之宝的由来。